為何在人生“至難”，蘇軾卻能“圖其至遠”？
——專訪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
“古之人，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，彼獨何術也？”宋仁宗嘉祐八年(公元1063年)，年僅26歲的蘇軾在《思治論》中提出疑問。蘇軾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給出答案：因“烏臺詩案”被貶黃州后，他寫下“天下第三行書”與千古雄文《赤壁》二賦；晚年被貶惠州、儋州，依舊樂觀曠達，留下華章無數。
在人生低谷，蘇軾如何從“至難”轉向“至遠”？歷史長河中，中華民族用什么樣的精神面對“至難”？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獨家專訪，對此進行解讀。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記者：蘇軾為什么在《思治論》提出“古之人，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，彼獨何術也？”
曾明：蘇軾一生，元豐二年(1079年)遭遇“烏臺詩案”之前為前期，元豐四年(1081年)“筑室于東坡，自號東坡居士”之后為后期，中間兩年可謂大徹大悟期。他的一生，大起大落，大喜大悲，前期“桃李春風”，后期“江湖夜雨”。
《思治論》為蘇軾26歲時所作，恰好是他“桃李春風”之時。當時蘇軾出任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已兩年，他洞察民間疾苦、了解地方行情。在文中對當時朝政“三患”，即“財之不豐、兵之不強、吏之不擇”之弊，提出了要“課百官，安萬民，厚財貨，訓兵旅”。
在《思治論》中，蘇軾還提出了“古之人，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，彼獨何術也”一問?？梢?，“至難”和“至遠”，在蘇軾心中是辨證認識的。即世間萬事萬物，都可以由難轉易，由小變大，由弱變強。幼樹會成林，溪流終入海。他堅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，就肯定能達到目標。
四川眉山三蘇祠內的蘇東坡的雕像。張忠蘋 攝
中新社記者：蘇軾提出的哪些主張，對今日中國式現代化仍有參考之處？
曾明：《思治論》全文雖只有2000余字，卻清晰表明了蘇軾早期的一些理念。他在文中表示，執政重民生，以人民為本；安定靠制度，講規則規矩；太平須“活法”，應改革創新。
此外，《思治論》還提出“發之以勇，守之以專，達之以強”，其意為在目的明晰、規劃周詳的情況下，政策就應得到堅定不移的執行，只有這樣，事業才能獲得成功。
蘇軾一生據“活”而變，從中看到了人世間的善。他明白“功業見于變”，認為“執一而不知變，鮮不厭者”，做到了“一”與“多”，“恒”與“變”的統一。蘇軾主張漸變，而不是“突變”。蘇軾“擇先王之成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”的“通變”思想，今天依然值得借鑒。
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蘇祠。王磊 攝
在文化方面，蘇軾因“活”而新，從中發現了萬物的美。他深知“新”乃自成一家之根本，這在諸多詩文中有言?！稌鴧堑雷赢嫼蟆氛撟鳟?，說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；《評草書》講書法，說“自出新意，不踐古人”。
蘇軾通過以文為詩、以詩為詞、以文為賦、以賦為文、以詩為文等做法，使新體更加成熟，舊體別開生面。比如《雪堂記》等均綴以騷體，《觀妙堂記》等以對話行文，呈現賦體文的特點，前、后《赤壁賦》等，打破成法以賦為論；《莊子祠堂記》等借“記”作“論”，使文章獲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。
不拘法度，不斷創新，蘇軾對“活法”的創造實踐，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而言，依然具有啟示。我們要創作出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文藝作品，才能真正在中國式現代化中“豐富人民精神世界”，讓世界親近中華文化，促使世界讀懂中國、讀懂中國人民、讀懂中華民族。
觀眾在中國美術館內欣賞蘇軾名作《瀟湘竹石圖》長卷。侯宇 攝
